武汉人，多的是聪明，缺的是“傻气”
对武汉和武汉人，我一直有话想说，如鲠在喉。
但一场疾病，让它突然成为了舆论中心，长期闷在心里的话反而不便说出来了。忍了又忍，终于还是没忍住，因为潜意识里，我总隐隐觉得武汉这座城市与这场不期而遇的疾病，有着某些不可名状的关联。
权且写下来，聊做这次事件的一个微不足道的“旁观者言”。
一
首先必须声明，对于武汉人的印象仅仅是从我个体感受出发的，既不完整，也不一定有代表性。更何况，以地域进行整体评价也即所谓的“标签化”，肯定是不科学的，
但也不能不承认，每个标签的背后，或多或少都有着某些共性的东西。姑妄言之，也姑妄听之吧。想来以“大武汉”自诩的人们，也是愿意兼听则明的罢。
我第一次与武汉和武汉人发生关联，是1992年年底。当时还是大二学生的我第一次出远门，去北京领一个什么文学奖。返回时经过汉口，那时候的绿皮火车停车时间一般都还比较长。我便忍不住下车亲近亲近黄鹤楼所在的这片土地。
下车后，我学其他人从车厢底下钻过去，因为对面有家小商店。谁知道刚从车厢下冒出头，就被一个穿铁路制服的给逮住了，他说你这行为太不安全，得罚款。我觉得他说得在理，老老实实认罚。但随即想到一个问题：“等会我该怎么过去呢？”制服微微一笑，说：“你不晓得又钻过去！”
这事挺搞笑的，但仔细想想却又不能不佩服这个武汉制服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。倘若是个认死理的人，非要我绕过那老长老长一眼望不到边的火车，岂不让我眼睁睁错过回程？
后来与多个武汉人打交道的过程中，我总不由自主地想起这个人，他因为我钻火车而罚我的款，罚完又允许我再钻回去。铁路管理的规定，在他这里实现了利益的转化，而又能让被罚的人生出意外的欢喜之心，如此666的操作，还真不能不让人佩服。
二
几年后，在某杂志任职的我，陪同三位领导去武汉几家杂志社考察学习。武汉杂志办得好是公认的。从家庭生活、情感婚恋到通俗文学，都有在全国颇有影响的品牌杂志。武汉人头脑灵泛，确实不是浪得虚名。还有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：湖北人杂志办得好，但为其打工的来自五湖四海，尤以湖南人最多。但湖南本土，却又几乎办不出一家好刊物。
长沙岳麓书院门口有副对联：“惟楚有才，于斯为盛。”颇让湖南人沾沾自喜，但却为外地人所愤愤不平。其实这里的“惟”不过是个发语词，并非“唯一”“仅有”的意思。而且原文也并非表扬“楚人”，不过是说楚国那地方当权者有眼无珠，导致人才流失，所谓“楚才晋用”是也。
古时候的“楚”包括甚广，甚至刘邦项羽都算“楚国人”，所谓“楚虽三户，灭秦必楚”。但最主要的属地，一般认为是湖南湖北。这次事件中，有些湖南人喊出“共饮长江水，荆楚亦吾乡”的口号，感情固然充沛，但我总担心人家湖北人内心里未必看得起咱。道理很简单：“天上九头鸟，地下湖北佬”。湖北人向以聪明机智著称，而湖南人则“霸得蛮”而已，所谓“扎硬寨打死仗打掉牙齿和血吞”，这样一副蠢蛮形象，想要“九头鸟”高看一眼，只怕是有些一厢情愿。
那次在湖北期刊界的考察，果然大开眼界。我们考察的第一家杂志是当时首屈一指的一家大牛刊，一个矮个子精瘦男子非常友善地接待我们，看他那模样颇像个办公室主任之类的角色，但万万没想到居然就是大名鼎鼎的当家人。据说该刊就是他一手做起来的。
更加没想到的是，后来这个当家人出事了，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供出来一众女编辑的花花事儿。据其内部人士透露，有“十二钗”之说。
事情奇妙就奇妙在，这样一个干巴精瘦、其貌不扬的老头儿，居然可以无往而不胜，老中青通吃，嘻哈的，冷面的，浮浅的，深沉的，都不乏其人。诀窍何在？谁不知道媒体人士最不好惹，多少媒体老总羊肉没吃上，还惹一身臊。前些年风起云涌的“Me Too”运动，那运笔如刀的，多就是媒体人。
该当家人既能将一家系统内刊物办得风生水起、冠盖群雄，又能同时兼顾“后宫”建设，真正实现了刊物质量管理与“后宫佳丽”管理的双赢，并且从没闹出乱子来，恕我孤陋寡闻，期刊界还真没有第二个这样的人才。
其诀窍其实就在于独具匠心的制度设置，并由制度而衍生出的独特企业文化。该集团采用严酷的按上稿量发酬和报销差旅费的制度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只上了一半的量，差旅费就报一半。而一篇也没上，则一分也不报。
如此这般下来，一个编辑能不能上稿，上多少稿，不仅关系到具体的收益，更关系到存在感和荣誉度。所以该刊编辑为竞争上稿，相互开掐，彼此举报，不过“司空见惯寻常事”。在这样一个制度之下，对稿件拥有生杀大权的当家人，那可就是一个神一般的存在了。
现实生活中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权有势又有钱的人，也往往在美女面前碰壁。但这是权势者自己托大造成的，假如他懂得进行一番换算，譬如投资拍电影，举办模特大赛，包装畅销书，引入复杂的员工考评体系，设立名目繁多的荣誉头衔，那些不为权势所动的清高冷美人们可就保不准不入其彀中……
话说该集团员工觉得最不可思议的，就是某养尊处优的女编辑，家境优越，其买瓶手霜的花销都要超出单位给的薪水，这样一个超凡脱俗、鼻孔朝天的女人，竟竟竟竟然也在当家人的群芳谱中！
单此一例，足见此人制度设置对于人心的影响之巨大。单独的一个人其实是不好对付的，但若将其放在一群人当中，自然而然就会彼此对抗和攀比，从而自觉不自觉地强化了对于“主宰者”的敬服。所以孟德斯鸠在《波斯人信札》中一语道破天机：“对付一个女人很难，但若对付一群女人，那就容易多了。”
当然，客观地说，此人于期刊运营也是顶级高手，只是面对我们程门立雪般的虔诚求教，他玩得一手好太极，基本上就是态度客客气气，干货半点没有。犹记得当时全国各地都有期刊去学习、请假，该大佬前后照应、左右逢源，落得一片好名声，却也未见其他什么地方克隆成功一份新期刊。
易中天口里的“武汉人”与很多人印象中的相去甚远。
三
与牛刊大佬不同的是，另外一家机关刊物的老大那可就是大大咧咧的门外汉了。刚刚从下面地市机关干部任上调来主持刊物的他，大学学的是兽医，对此他丝毫不讳言，酒桌上对带我们去的老大掏心掏肺：“社长总编辑看什么稿子，稿子让副手去看就好。”
当时他的副手就在旁边陪我们喝酒，也是他刚刚作为“人才”引进的，他的大学同学，另外一个兽医。
这两个兽医据说后来混得都不错。虽然于业务方面，两个人都属于一望而知的门外汉，但聪明人永远懂得扬长避短。他们就从来不搞市场调研，不搞策划改版，不搞制度创新。因为既然上头选拔他做这个杂志的一把手，那就说明看好的不是他办杂志的才能。他只要安安心心做好稳定团结工作，升迁就是迟早的事情。
你看，不同的杂志，不同的当家人，蛇有蛇路，龟有龟路。所以武汉的龟蛇二山，其实是大有哲理的。而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的，都是错位的忙碌者。
武汉之行我们接触的第三个人是某出版社的编辑。晚上来宾馆陪我们打扑克，当时长沙流行的是“三打哈”，该人于是主随客便，临时学习“三打哈”，到最后打得我们三个湖南佬丢盔弃甲。临走他还不忘羞辱我们几句：“原来你们长沙人三打哈就是这个水平啊！”
对“九头鸟”的智商我们算是输得无话可说，三打哈三打哈，意思就是三个人打叫牌的那个哈宝，没想到我们三个自以为是的“老手”倒成了名副其实的哈宝。那次之后，我们三个人闷头闷脑了很久，不再敢说打牌的事情。
见的第四个武汉人是个“大仙”级别的媒体人。出场的派头大得不得了，听他介绍，武汉所有火爆的报刊都离不开他的指导。而只要他肯出招指教，我们湖南这家灰不溜秋的刊物立马就会火鸡变凤凰。
那时候我们的老大相当于创业之初的刘玄德，求贤若渴，当即诚邀“大仙”莅临长沙给全体编辑记者上课。“大仙”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，人家请自己上课报酬都是两万以上的起步价，我们老大打着哈哈说报酬大大的。
不数日，“大仙”飘然而来，携一年轻貌美的“女助理”。排场摆尽，噱头玩完，“大仙”终于亮出让我们刊物“迅速做到一百万册以上的绝招”，那就是办成“全球第一家独生子女刊物”。
这这这叫什么绝招？我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用王思聪的话来说，这样的所谓策划方案真叫R了狗了。见一众人马要不假装解其奥妙地点头，要不顾左右而言他，我此前关于期刊的所有常识顿时轰然倒塌。
我至今对这个“大仙”佩服得五体投地，这样一个完全外行的策划方案，居然可以让一群老期刊人不敢出声质疑，并最终赢得掌门人的全力支持。所以，再读《皇帝的新装》我就丝毫不觉得是一篇童话，至于后来王林大师之类的人物横空出世，受尽政要明星的追捧，也就丝毫不足为怪了。
真正的高人，有本事让人们将蚂蚁认作大象、将蚯蚓当成恐龙，这个来自武汉的报刊界神棍，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。
事后，我常常反思：如果一个长沙神棍去武汉讲学，无论是那个牛刊大佬，还是兽医社长，只怕都要将其送往脑科医院去的罢？
湖北人的“神”与湖南人的“憨”，由此也可见一斑。
四
随着对武汉了解的增多，这才知道在武汉火车站坐的士，如果路程不够远的话，一定不能如实说，先上车要紧。坐摩的（他们叫麻木）的话，一个司机开了价，你想换一个的话，只会一个比一个高。
在武汉的商店，基本上买不到外地的品牌。烟只能买“黄鹤楼”，矿泉水只能买“康师傅”。也正因此，我现在都本能地抵制武汉产品，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想找一个平衡。
也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我特别喜欢长沙和成都，因为它们都是非常世俗，非常无所谓的城市。譬如“芙蓉王”“和天下”是长沙本地的香烟品牌，口碑也很不错，但随便你去大小烟摊，全国各地的品牌一应俱全。这份大气，让我这个从不抽烟的长沙市民都甚感欣慰。
在长沙，你几乎感觉不到“精致”和“灵泛”带来的压力。街巷里弄，人们的“坏”也好，“俗”也罢，几乎都是写在脸上的。有湖北人在长沙媒体厮混多年，后去武汉，不多久便落荒而逃。用他的话说，有些人你也说不出他不好在哪了，但就是让人感觉“不对付”。而在长沙，和一班兄弟们喝酒吹牛吃宵夜，“浪”得可以不设防。
先后有两个“弄剧本的”武汉人找我谈过业务，那热情友好的劲头确实让人备受感染。但云遮雾罩地交流了几番，我始终不清楚他们能给的报酬是什么，两次都是不了了之。其中一个人送给我做见面礼的两条烟让我丢尽了脸，因为我转送给他人，后来听说好多枝都是空的。
五
最能体现一座城市性格的是战争。这方面，武汉和长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脾性。
据说武汉的崛起是因为蒙古，因为在荆州吃了苦头，蒙古骑兵一怒之下拆了荆州，将武汉列为江汉平原的核心，所谓“九省通衢”的地位就此奠定。四通八达的“通衢”聚集的必然是精明过人的生意人。
生意人最怕的当然是打仗，所以战争一来，一哄而散。甚至战事未开，人心先乱。而湖南是个千年不变的农民性格，也无见识，也不变通，就跟你死磕。所以曾国藩招兵，商贾子弟是不要的。
太平天国大军进攻长沙，首遭败绩，不仅没有攻下，还损失了西王萧朝贵。整个太平天国时期，一次也没能攻下长沙。反观兵强马壮、实力远远高于长沙的武汉，却三度被太平军攻克武昌，四次被占领汉阳、汉口。太平天国从南能攻破，从东亦能攻破；从水路能破城，从陆路亦能破城。
后来的几次武昌保卫战，也是得益于湘军才得以瓦全。正虑于此，朝廷不得不一再任用湖南人做湖北巡抚。
“扎硬寨打死仗”的湘军，其头领一个个看上去木讷倔强，无通变之机灵。
至于抗日战争就更不用说了，武汉作为临时陪都，几乎倾尽全国之力，投入兵员110余万，最后只能说是惨败收场。而三次长沙保卫战，却让日寇没有占到半分便宜。尤其是第三次长沙会战，寸土寸血的抗战，又尤其是湖南本土的杂牌军七十三军、七十军，几乎打光全部家底，“上自军官，下至马夫，无人投降，无人逃跑”。正是第三次长沙抗战的胜利，为中国抗战赢得了国际声誉，也让中在反法西斯联盟阵线中赢得了相当的地位。
整个抗日战争，湖南人之死伤与贡献，无可争议地名列第一。就连有一向口碑不佳的川军，也知耻而后勇，牺牲之勇毅，跃居第二。而与两省毗邻，且身处要冲的湖北，却远远没有可与两省相比的贡献与卓绝牺牲。
自然，会有人拿“武昌起义”来说事。但不要忘了，武昌起义的临时总指挥正是湖南人蒋翊武，后来任护理总司令的也是湖南人黄兴。
这个比较并不是要贬损武汉而抬高长沙，恰恰相反，战争中的倔强、霸蛮或许正是农耕文明的标志，是生产力落后的特征。商业文明背景之下，人们更善于趋利避害，也更工于得失计算。
问题在于，有些特殊的情况下，人类过于精致、精明、精当，过于自我保护，其实反而从整体上损害了自身的利益。曾经看过洞庭湖老鼠成群结队自杀式的冲击，这在高等的人类看来，无疑是愚蠢的，甚至是徒劳无益的。但正是这些低等动物不计利害得失的前仆后继，才为其种族的延续保留了生机与火种。
所以，才有“是进步让我们回退，是聪明让我们愚蠢”这样的感叹。
六
号称“大武汉”的这座城市，因为这次灾难，被文艺化地称为“英雄的城市”。但坦率地说，目前为止，它并没有表现出多少与“英雄”相对应的气质。从一开始的遮遮掩掩，到过程中的无序失范，到不断的甩锅大战，无不是“精致主义者”的败笔。
最具讽刺意味的是，武汉这座城市，所有曾经的荣光都有湖南人的身影，到如今，最大的无能之将居然也是湖南人。
如果说这次的武汉确有“英雄主义”的话，那恰恰是与印象中聪明、精明、精致、通达权变的“九头鸟”性格截然不同的那些人与事。
譬如，那个痛骂物资配送的武汉大嫂，那些高呼“假的假的都是假的”的居民，那些率先吹哨的人，那些发誓“老子到处说”的不屈者……
当然，还有那个坚持写日记的女人，她的名字人所共知。
流传最广，也最让荡气回肠的一句话。
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都有点鲁迅笔下“傻子”的特质。不顾利害得失，不苟且不畏缩，有倔强有坚持。
真心希望已经宅居了几个月的武汉人，自此能少几分精致，多几分粗粝。少几分左右逢源，多几分大巧若拙。
真心希望更多精致的现代人，长歌当哭之后，更多脾性与勇气，更能轻看个人得失，更敢逢山开路、大道直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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